紫花苜蓿可以作为牧草使用吗?

小说:紫花苜蓿可以作为牧草使用吗?作者:顺安更新时间:2019-05-26字数:57200

划重点

  1. “激进左派”,亦称“极左派”,以“反资反美”、激进革命、底层动员、刺激民粹为其核心观点标识,崛起于“民间”,靠激发和集聚底层民众的积怨积愤,裹挟底层民众的“乌合之力”,以期相争相抗于政学两界。
  2. “激进左派”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的肆意泛滥,在网络空间中更是无限放大传播,具有了极其强大的“激进宣示”和“战略宣示”功效。如果任其“无底线”泛滥,极有可能引起国内外各界的“战略误判”和“政策误读”。
  3. “激进左派”言论,存在严重的学理缺陷和“极化思维”,其理论推演中存在多重“逻辑缺陷”,其随意诋毁学术对手主张为“汉奸言论”,其肆意挤压自由、民主、法治等核心价值观,日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“公害”。而这一切,是值得警惕和防范的“变异”趋向。

“激进左派”,亦称“极左派”,是当代中国“左翼阵营”的“后起之秀”,以其政治立场的极端坚定、极化观点的暴烈鲜明而卓然于世。他们以某些“左翼网站”和地下边缘刊物为主要发声平台,以“反资反美”、激进革命、底层动员、刺激民粹为其核心观点标识,近年来的崛起大有“盖过”其新、老“左派”前辈的势头。但“激进左派”的话语体系及其政治主张中,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“逻辑陷阱”,其急欲促发的学术舆论或社会运动,更具有难以估量的“公害”甚或社会危害。对此,值得政学两界给予理性关注和剖析警惕。

“左翼阵营”的“急先锋”

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当代中国的学界同样呈现各式“群分”。 “老左派”“新左派”“中间左派”“激进左派”,同属“左翼阵营”中的“学术友军”,其代际沉浮和学理演进,与其自身学理论证的学术资源紧密相关,也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阶层分化紧密相关。

传统“老左派”的基本学术立场,是固守前苏联模式的僵化体制,坚持计划经济,坚持公有制,强烈反对市场经济,反对非公经济的发展。因其学术话语难以“与时俱进”,不可逆转地趋向衰落。所谓“新左派”,则是在“老左派”走向衰落之际转向学术舞台,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、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理论为学理资源,以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化、反对国际资本的全球扩张为标识,强烈反对“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”、反对市场竞争机制渗透侵蚀社会,其影响辐射范围仅在“温和新左派”的知识小圈子。2008年以后,“新左派”渐趋理性化学术,也没有激化与“自由派”后续的相争相辩,逐渐回归学院派文人的“象牙之塔”。

正是在“老左派”销声归隐、“新左派”回归学术,“左翼阵营”看似“失落”的空档期,由社会结构变革和阶级阶层分化所激发的“激进左派”,绝地逢生、冲杀而起。以2000年“乌有之乡”网站(现已关闭)的开办为核心阵地,“激进左派”有了自己的舆论发声平台,形成了一个以所谓的“民间学人”为主体的理论圈子。“激进左派”以“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”思想为学理资源,以“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”为基本方法论,以反对资本主义和当代修正主义为核心政治主张,以代言和代表底层工农大众为动员旗帜。其学术取向与社会现实指向,是希望通过组织底层民众,造成强大的“底层动员压力”,向政学两界同时博弈施压,并尽可能地影响高层决策。

“激进左派”何以“激进”?为什么要“如此激进”?这正是其与“老左派”“新左派”不同的地方。“老左派”以权力资源为依托,其现实指向针对高层决策,其反对资本主义、反对市场经济的主张多为“隐而不发”。“老左派”影响多在“老干部”的中高层小圈子,其政治信仰的坚定纯洁和自身的正直清廉不乏感人之处。“新左派”以“西方马克思主义”为知识资源依托,其现实指向针对“新自由主义狂潮”,其反对全球化大势、反对资本主义化的主张,也更多地针对知识界的新老“自由主义”。“新左派”之中不乏“学功”深厚者,其西方学术的知识背景和学理资源,使其更多在“思辨的意义”上“纵论中国”,其影响力也多限于“知识青年”的学术圈子。

而“激进左派”崛起于“民间”,既无“老左派”的权力资源,也无“新左派”的知识资源,只能以“立场激进、主张激进、指向激进”相标榜,激发和集聚底层民众的积怨积愤,以裹挟底层民众的“乌合之力”,以期相争相抗于政学两界。这便是“激进左派”何以激进的根本所在:似乎越激进,越能聚合民众力量,越能相抗于权力资源或知识资源;似乎越激进,越能覆盖并替代“老左、新左”,越能成为执掌“左翼”大旗的唯一旗手。随着“老左派”的日趋“老化”和“退场”,也随着“新左派”的日趋“回归学院和沉寂”,“激进左派”便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声可能,并日益成为时常泛起的“公害”。

极端民族主义的“理论动员”

民族主义是一种古老根深的自然情感,是一种本能地对自身民族的忠诚和热爱,也是民族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。但民族主义如果走向极端非理性,趋向盲目排外封闭,甚至走向对外扩张、推行民族沙文主义,则民族主义的“正能量”可能畸变为“民族灾难”。历史上各次世界大战中涌现的极端民族主义的“畸变公害”,殷鉴不远,不乏其例。

2017年中国周边局势时有趋紧,“朝鲜半岛危机”几近滑向战争边缘,台湾岛内“台独”势力猖狂潜行,美国特朗普更是宣布中国为“竞争对手”。加之国内经济增速的趋缓平稳和结构性调整,“农民工返乡潮”及其“下岗失业”人员的隐性增大,似乎都给“激进左派”提供了“事实凭据”和“理论借口”。“激进左派”似乎有了更大的“话语空间”,其强烈的排外反美、反对资本主义化,甚至质疑“全面改革开放”,就有了一定的“社会基础”和“演说空间”。

“激进左派”一贯以代表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自居,自行占据“道德制高点”,以“冷战思维”研判国际局势和世界走向,枉顾日益紧密的国家合作和国际交流。他们往往简单粗暴地把整个国际力量化分为“敌我阵营”,以“极化思维”和“暴烈语言”,进行“阶级斗争式”的大批判,以期影响和施压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台方略。在一些主流媒体和网络论坛中,“激进左派”甚至倡言“中美必有一战”“分分钟横扫台湾”等极端战争言论。此种看似“极端爱国的狂热民族主义”言论,实则是无视国际交往的“竞争与合作规则”,枉顾世界各国经贸文化交流的复杂互利,只是以简单“黑白二分”的“极化思维”,刺激和动员极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。在以往的“抵制日货”的狂热运动中,在疯狂打砸和伤及人命的非理性行为中,也可看到“激进左派”的理论逻辑所可能导致的行为后果。

“激进左派”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的肆意泛滥,在网络空间中更是无限放大传播,有了“激进左派”与“激进网民”的“上下加热”,“激进左派”具有了极其强大的“激进宣示”和“战略宣示”功效。如果任其“无底线”泛滥,极有可能引起国内外各界的“战略误判”和“政策误读”。

民粹主义的“理论底色”

中国近年来民粹主义的日渐泛起,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根源。社会结构的变迁,阶级阶层的分化,贫富差距的相对扩大,底层民众就业和生活压力的增加,都为民粹主义思潮泛起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土壤和“民意基础”。但中国出现的民粹化现象及其问题,是一定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“发展中问题”,需要不断地通过深化改革、完善社会保障、健全民意表达渠道等“技术性手段”来解决。

正是在这一急剧转型和结构性调整的过渡期,不断产生并时有积压的“民生问题”和“民主问题”,为“激进左派”的民粹化主张,提供了一定的“言说依据”和“话语空间”。这是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的社会土壤和“民意基础”问题,并且这“一系列问题”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“一次性解决”。2017年,西方各国“极右翼民粹主义”政党势力的崛起,以及由此激发的民粹主义情绪和激进言论的泛滥,更加刺激了中国“激进左派”的道德激情和“言论扩张”。国内“激进左派”的理论逻辑是往往把政策性和体制性的技术改革问题,转化为“底层民众受阶级压迫剥削”的“阶级斗争问题”,煽动和刺激“底层民众”的积怨和积愤,并一贯把自己“打扮”成“工农大众”的利益代言人。甚至不惜倡言“阶级阶层革命”,运用“文化大革命的不断革命理论”,为其民粹化言论和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。

不同于西方国家的“极右翼民粹主义”,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,更多地表现为“极左翼民粹主义”,“激进左派”言论与激进民粹主义有着“观点契合的私通暗道”,俨然成为中国民粹主义和民粹化行为的“理论底色”。这在大量“网络民粹主义”的非理性言论中,有极其明显的表现和佐证。

底层民众组织化的“理论代言”

民众的组织化,是社会自我组织、自我管理的组织基础,是民主社会成长和成熟的组织表现,也是民众意见表达和利益聚合的组织中介。法治化、制度化正常规范的民众组织是社会矛盾和民众纠纷的中间缓冲器,有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节与和谐,也是民主法治社会的自治基础。

但“激进左派”的民众组织化取向,存在着理论动员和组织延伸的“逻辑陷阱”。不同于“老左派”之间的政策取向的“政策同盟”,也不同于“新左派”之间的学术取向的“学术同盟”,“激进左派”既无权力资源、也无学术资源可以“依凭”,只有把其理论指向和现实指向“下沉下移”。借力于底层民众,动员于底层民众。这既与“激进左派”的底层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定位相一致,也与其集聚民众力量向各方施压博弈的政治主张相一致,更是其激进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现实指向的“逻辑延伸”。

近年来,“激进左派”代表人物,频频“深入学校、深入企业、深入基层”,通过各种学术论坛、宣讲报告和群众集会等方式,宣讲其反官僚、反资本、反精英以及反美反日等极端言论。2017年,“激进左派”更是利用毛泽东诞辰124周年之际,深入湖南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河北等地,宣传其一些极端激进的“极左言论”。“激进左派”期冀通过其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言论,把底层民众组织化,形成可以随时动员起来的组织化力量,随时可以发动“阶级革命”。

“激进左派”的组织化现实指向,主要针对青年大学生、国有企业失业工人和城市农民工,这是现代城市化生活中最无力和最缺乏组织的庞大群体。这些人群为“激进左派”的组织化指向提供了极其丰厚的社会土壤和阶层支持基础,其中潜藏着 “激进左派”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的某些“历史合理性”,也是我们绝不可轻视其影响及潜能的根本原因。可以预见,如果失业就业的生活压力持续加大、贫富差距长期客观存在,“激进左派”的民粹主义言论的煽动会更有“市场”,其底层民众组织化“理论代言”的角色和功能会更加凸显。

当然,“激进左派”有其发声发言的宪法权利和自由,其“同情”底层民众并为其“代言”的价值取向,也值得社会予以理解和尊重,其刺耳的言论和主张对政学两界也有其警示价值。但是,“激进左派”言论,存在严重的学理缺陷和“极化思维”,其理论推演中存在多重“逻辑缺陷”,其极端民族主义、民粹主义和刺激底层民众的现实指向,其随意诋毁学术对手主张为“汉奸言论”,其肆意挤压自由、民主、法治等核心价值观,其对学术规范和制度规则的蛮横冲撞,日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“公害”。而这一切,对于正在民主法治构建征途中的中国社会,是值得警惕和防范的“变异”趋向。

(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,政治理论室主任、博导)

【参考文献】

①公羊编:《思潮:中国“新左派”及其影响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3年。

②马立诚:《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》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11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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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9-05-26 00:06: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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